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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變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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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789k 发表于 2011-2-22 18:03: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三井、許雪姬


紀錄/楊明哲


時間/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日


地點/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林宅


次數/一次

目次


簡介


一、前言㈠、前言㈡


二、日據時期的台灣


三、台灣光復初期


四、陳儀治理下的台灣


五、二二八事變前夕


六、二二八事變時的见聞與經歷


七、結語


一、前言㈠(「二二八事變前後的回憶」)


   「二二八事變」發生前數個月,中央已知台灣情勢有異,乃密派劉文島來台考察。劉文島住在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家,深居簡出,由李翼中約請省籍人士如蔣渭川、彭德、吳國信等前往密談。我也在被約請之列,某夜在李家與劉文島相見。這樣的事,當時不敢留下記錄,所以詳細的日子,現在已記不得了。

    那一天晚上我向劉文島報告:台灣一經光復,人民莫不歡騰之至,熱烈慶祝,熱鬧空前。但過一個月後,輿論譁然,很多人開始懷念日寇之統治,而且情況一天比一天惡化,長此下去,這地方行將出現國民黨與台灣黨對立的情勢。考其原因,不外乎下列幾項:
①前來接收的公教人員,貪污凟職之人甚多,引起民眾反感,加以行政能力極低,遠不如日寇之官府;而負責接收的軍隊,素質不高,軍民摩擦經常發生。
②台灣受日帝統治五十一年,制度、習俗與祖國頗多差異,接收工作及接收後之行政,完全忽略如上的情形。
③台灣遍地糧荒,物情騷然,長官公署對此沒有一套善處的方法,不特如此,還准許特權人物將米、糖運去上海,因此更增加民眾的反感。
④日寇留下來的公私工廠,大多未能復工,以致遍地失業工人,嗷嗷待哺,導致人心思變。

劉文島問我應該怎麼辦才好?我答覆他:
①肅清貪污、凟職。
②黨與政府的一切措施,都該充分顧及當地人民的習俗及生活感情,以免發生無謂的摩擦。
③長官公署既無能力使公營工廠開工,那就應該把它開放爲民營,與當地的地主、資本家廣結善緣,同時救濟眾多的失業工人。資本家有利可圖,工人有飯可吃,緊張的情勢就會好轉。
④當前則必須先解決糧食的問題。

    這夜與劉文島見面以後,過了幾天,我又向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談到情勢非常緊張,如不善處,將形成國民黨和台灣黨之對立。李主任委員不以爲然,連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那裡還有什麼台灣黨?但是當時的台北市黨部書記長楊鑫茲,與民眾接觸較多,非常推崇我的看法。到後來「二二八事變」發生,他們都認爲我的預見適中了。

   

   至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時,我曾經向他建議:不必計較誰是誰非,爲國家、民族的團結,應全面撫恤「二二八」犧牲者的家族,並舉行一次慰旒溃瑫r也強調現在正是時候,這樣的事過時來做,效力就不大。吳主席雖然很重視,但受各方牽制,終於不能實行。

    「二二八事變」以後,陳儀因爲通匪,在台北新店被槍決了。就像二次大戰的罪責全由希特勒一人挑起一般,從此,「二二八」的罪責就由陳儀一人挑起,由他來擔任「代罪的羔羊」了。


前言㈡

    我個人的經驗,當做材料來看,是大海裡的一滴水,且這一滴水還只是意識型態而已,如果這篇文字要有個題目,那就叫「大海一滴」好了。

    在講正題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對歷史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海德格所說的「歷史是現代意識」這句話;第二,我推崇卡爾·曼海姆的意識型態論,認爲口述者所講的話均帶有意識型態,我所說的也是一樣;第三,韋伯(MaX Weber)說學者要客觀,這是不可能的,那是韋伯的空想;第四,我自己雖然不是學歷史的,對歷史是外行,但我很注意歷史哲學方面的事物,今天許多學歷史的人,因爲沒有唸過歷史哲學,所以即使面對許多材料也無法處理。一般而言,中國的史學比西方落後,但有兩句話說得很好,一句是「蓋棺論定」,中國人認爲歷史在沒有蓋棺論定前是不能寫的,所以二二八事變的歷史到現在還不能寫,因爲當事人很多還在世,尚未蓋棺;另外一句名言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以上兩句話可以視爲中國傳統歷史哲學中的真理。


二、日據時期的台灣

    今年大年初一,我碰到一位朋友,他的父親是二二八事變時的犧牲者。我告訴他,最近我可能有機會接受訪問,談二二八事變,並問他有何高見。他聽了之後,惶恐異常,噤若寒蟬。這是因爲他曾目睹父親之被捕,已成爲驚弓之鳥,不敢講任何有關二二八事變的話。我勉強他說些話,他只說了一句:「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

    至今,還有許多人籠統地以爲,日據時期的台灣非常落後,這個觀念是不正確的。一般而言,日人統治台灣約可分爲以下六個階段:

    1 兵荒馬亂時期

    2 軍政時期

    3 民政的開始

    4 大正德謨克拉西時期

    5 昭和法西斯時期

    6 向戰爭邁進的時期

    這六個階段各有不同的施政作爲,不能一概而論。固然日人在台統治時期,有許多殘暴的殖民政策,例如強迫台灣的老百姓拜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兩年實施徵兵制、以台人爲砲灰等,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日人據台,對台灣近代化的成就也不能忽視,日據時期台灣近代化的具體表現,就是當時台灣的生活水準普遍比大陸高。以前我看過某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說日據時期的台灣比不上當時的福州、廈門,這是無稽之談;另外,有的人堅持「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說法,以爲日據時期的台灣就是個落後的農業社會,這也是不對的觀念。雖然「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這句話可以視爲日本對台殖民政策的基調,但並非一成不變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後,日人深恐將來引起大戰時,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交通必會阻斷,爲使台灣能成爲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地區,於是日人開始推動台灣的工業化,在台灣發展紡織、水泥、鋼鐵等多項工業建設,這時已經工業化,有許多人靠在公司或工廠上班維生。

    在社會地位方面,雖然日本與台灣是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關係,自然會有很多令人不能忍受的不平等情形存在,但是日本政府也很講求法治,只要你守法,就不會有人找你的麻煩。日本當局對台灣人民不平等的各種措施,在戰爭開始後有刻意淡化的現象。例如在教育上,原本日本小孩唸小學校,台灣小孩唸公學校,施行不平等教育,但戰爭一開始,爲提高新的兵源——台灣青年的知識水準,乃全部改爲國民學校,以示一視同仁,當然這是假的。另一方面,爲博取台灣人民的認同與支持,日本當局也經常透過日語、台語的廣播,說:不可說他們是曰人,我們是台灣人,大家都是日本國民。勉強強調國民的共同命運觀,當然,有些台灣人民接受了此種欺騙,不在話下。

    其後隨著日本的戰敗,台灣亦感受到空襲的威脅及物資缺乏之苦,到了戰爭末期,許多台灣人民的心理狀態其實就是等炸死,餓死而已,充滿悲觀和絕望的心情。


三、台灣光復初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此即所謂的「玉音放送」對絕大多數處於戰爭、飢餓、徵兵和死亡威脅下的人民而言,這不啻是從九死一生中撿回一條性命,因此人人欣喜若狂。等到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前線聲明台灣人對戰爭沒有責任以後,台灣人民害怕中國報復的恐懼心理才一掃而空,紛紛感謝祖國的寬大爲懷。街頭巷尾人人歡呼說:日本統治下我們也是戰勝國,日本敗了,還是戰勝國。台灣人最幸福,永久是一等國民。然而,日本的戰敗投降,對那些和日人合作而得到便宜的人,卻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例如有位親日者的眷屬某女士,在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之後,當場哭倒於沙發椅,高呼日本還沒有打敗,我不甘願。更有一些人暴跳如雷,堅持說日本還沒有失敗,懷疑廣播是錯誤的。以上都是我親耳聽見、千真萬確的怪事。

    而台北的紳商在獲知中國不會對台灣人民報復後,人人喜形於色,於是認爲:應該把以前對日本人拍馬屁的方法再拿來用於「中國人」,士紳們乃共同在北門豎立了一個牌樓,上面寫著一副對聯「喜離苦雨淒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我看了以後,印象深刻,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位在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當時也貼上一副對聯,寫著「天下本是中國土,馬上恢復台灣人」,雖然文法不通,但稚氣可愛,所以我也還記得。

    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台灣總督兼台灣軍司令安藤利吉奉命投降。當時有一位情緒激動的日本軍官以手槍威脅某大紳商,要他出面宣布台灣獨立,並由日人在背後支持,某大紳商在生命受到威脅之下,不得不虛與委蛇。這時有一位與曰軍合作的台灣人,由台北大橋走向永樂町(今迪化街),沿途大聲叫喊:「大家趕快出來,台灣現在要獨立!」路上沒有人敢阻止他。

他走到郭小兒科門口,郭火炎醫生出來罵他,說台灣現在已光復,回歸中華民國了,那裡有什麼獨立?你再亂講,我就跟你輸贏(拼命之意)!此人才停止沿街叫喊。台灣光復當初,像郭某這樣真的愛國的人,未受重視,半真半假的抗日英雄、愛國專家卻大受政府褒揚,因此老百姓認爲政府做事沒有原則。一般所說的光復後台灣要獨立,指的就是這一段。然而這一段「獨立」的歷史雖沒有實際的行動,後來卻導致該大紳商等多人被捕。

    光復時曾有一段時間發生打日本人及打保正的事情,這種打日本人的事件是有一天突然在全台北市同一時間蜂起的。那一天,我正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由北向南走,要去高源發布店,高家和我家私交甚篤。走到高源發,就是現在的功學社附近,看到民眾拿棍子打石橋頭派出所的日本人巡查,有的民眾罵日本人「二隻狗四隻腳」,日本人如果低頭走過就沒事,如果他有什麼反應,就加以圍毆。在日據時期當過官方職務的人,如保正等,也都遭民眾毆打。太平町有許多福州人開的鐘錶店,日據時福州人算是「華僑」,連他們也打保正。純粹的民眾盲目暴動不會在同一時間發生,而同時蜂起打日本人的作法,令我覺得很奇怪,我認爲事情不簡單,可能有組織,幕後有人指導。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台中某大紳士來到台北,當時的台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布要接收該旅館,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捿收了。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大家爭相傳說有位從中部來的大先生接收日本旅館。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聽到消息後也去看熱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日式房屋的玄關擺滿了脫下的鞋子,我只好先在馬路上脫下鞋子,拎在手上,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紙門都已經打開。有個房間內,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太子和周將軍般。有人很憂心地問大先生台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像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主權。又有人問他,國府派陳儀來接收後會如何?他說,陳儀來了當長官,我們大家來當家。

    聽了他的說法,我便感覺到台灣會有麻煩。因我們這一代生長在四○年代的人對左派、右派鬥爭看得很清楚,尤其對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等人如何起家和如何整肅異己,看得很多。加以我自己曾讀過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馬基維利的「君主論」、列寧的「應該做什麼? 」、「國家與革命」和「孫子兵法」等書,自認對政治有點認識,因此對大先生的一些想法感到憂慮。我想起來清代的台灣是三年小反五年大反,是個多事的地方。


四、陳儀治理下的台灣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前進指揮所成立於台北市圓山町,個人記憶所及,指揮所內有位張上校,他是三青團團員,住在梅屋敷旅館(原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址)。該旅館日籍老板大和是位標準的投機政客,台灣一經光復,立刻變成親華派,獻出國父住過該旅館時所用的食器,大拍中國政府的馬屁。當時台灣民眾都鄙笑他爲善變的天才。同月十七日國軍第七十軍在基隆登陸。由於較精良的部隊在高雄登陸,在基隆上岸的軍隊則身穿棉襖、拿雨傘、穿草鞋、用扁擔挑東西,予前往歡迎的台胞觀感不佳,有很多人破口大罵:這樣的兵怎能打敗日本?日本是對兩顆原子彈投降的。二十四日行政長官公署的陳儀長官蒞台,雖然有些台胞心中仍存著些許疑懼,但大部分的人是衷心歡迎他的到來,情緒格外熱烈,大家以爲台灣以後可以好好建設。

    陳儀抵台後的首要措施是籠絡台灣的資本家。他就職沒幾天,便宣布財產所有權以日據時期登記爲準,絕無變更,這是保障有財產的人的方法。另外,在日據末期,稅金加重,日本政府爲鼓勵有錢人多納稅,准許台灣銀行借錢給有錢人,因此台灣的地主、資本家,如板橋林家各房、基隆顏家等,向台銀借貸幾百萬元以付稅金者比比皆是,大家都是爲了納稅借了巨款的。陳儀爲討好地主、資本家,宣布可以用舊台幣歸還欠債,此舉有似用破紙還錢,等於不必還債,便宜許多有錢人,這一措施在當時曾博取好評。

    然而陳儀的措施亦非完全傾向討好地主、資本家,他有位顧問叫沈仲九,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沈喜歡引用左派人士出任職務,在政策上喜好表現開明色彩、大眾色彩。爲此陳儀的政策並無一貫的原則,有時反倒令人覺得首鼠兩端,無所適從。

    另一方面,日據時期之苛政如專賣制度等,台灣人民期待光復後可以剷除,不料長官公署以爲奇貨可居,不但不廢除,反而全部佔爲己有。又如糖業公司,在日據時期本非官營,係資本家經營,長官公署視爲大肥肉,全部接收,改爲官營,謂此乃三民主義之節制資本。許多日人經營的工廠,陳儀的長官公署貪多騖得,統統接收,但又無法經營,又不願開放民營,只有弄得關門停工,徒增百姓的不滿。台灣的資本家對此又多垂涎,以致他們與長官公署漸漸形成矛盾與對立,地主、資本家對長官公署頗多微言。陳儀剛到台時,尚維持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准許報紙反映一些現實問題。有人在報上吵企業開放民營的問題,公署則答覆說,並非我們不開放,因爲我們是實行三民主義,節制民間的資本,因此大企業應由政府來做。如此一來民間對三民主義就感到極大的反感,至今仍留下很嚴重的後遺症。

    隨同陳儀來台的外省人士對台人的心理狀態和台灣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那時我常向一些外省人接收官員說明台灣的特殊性,並解釋目前的狀況給他們聽,但他們聽下進去,無法溝通。台灣的複雜在於她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地方傳統,加上由日本傳播來的民治、人權等觀念及西歐進步社會思想的影響。而這些來台的外省人士也無法理解何謂近代化、工業化,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完全得自「台幹班」爲了表現工作績效而提供的錯誤情報。「台幹班」是抗戰時期在重慶成立的台籍人士最高訓練班(按:指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如李萬居、謝南光等人都在那兒受訓。這些台籍人士因離台較早,對台灣近況並不熟悉,所提供的是一些過時的情報。這些錯誤的情報造成外省人主錯誤的觀念,至今仍有許多外省人以爲:台灣人在日據時期沒有東西吃,是外省人來了才有東西吃;台灣人在以前穿用米袋做的衣服,外省人來了才有西裝穿;甚且有的外省人接收官員演說:台灣人在日據時期做牛做馬做奴隸。讓許多本地人聽了大起反感,他們認爲日本人都沒有叫我們牛馬、奴隸,反倒是你們祖國來的人叫我們是牛馬、奴隸。有的外省人土以爲據台的日人和佔領中國地區的日軍一樣,隨意燒殺搶掠。殊不知日本在佔領地區的軍政、民政並非完全一致,不能一體同觀。由於這些外省人士所了解的均非台灣的實情,我姑且稱此爲『古色蒼茫的台灣觀』。

    爲了迎合這種『古色蒼茫的台灣觀』,有些台灣人就投其所好。例如有一位年邁的漢文記者,他原是日據時期『皇民奉公會』的積極分子,他告訴某立法委員,說他在日據時期每天以淚洗面。這位委員非常感動,告訴我,說某某老先生在日據時期每日以淚洗面,真是難得。我不願忤這位委員之意,只好表面唯諾稱是。另外有些民眾在光復後,到長官公署、省黨部投訴,說他們被日本政府欺負,日本政府佔用他們的土地來蓋神社和建鐵路、公路,冀望由公署或黨部處獲得賠償。這些投訴半真半假,因日本政府要台人捐獻土地雖確有其事,但在鐵、公路建好後,剩下來的土地,地價隨之上漲幾倍、幾十倍,因而大發横財,這樣的好處他們則絕口不提。

    部分投機的台省人士則利用外省人士對台灣真相的隔膜,誑稱自己是抗日英雄。其實真正的抗日者在光復後,很少提到以前反對日本人的歷史。例如台北帝大畢業的柯設偕先生,是位受日人迫害的長老教會名流,在光復後我曾到淡水找他,兩人走到憲兵隊附近,他堅持要繞道,因他在日據時期曾被抓進去備受折磨,仍然心有餘悸。又如漢學家林凌霜先生,他因西來庵事件前後被關了一、二十年,但他在光復後也很少提到以前坐牢的事,這是因爲他不願意再回憶那段不幸的遭遇,以免增加內心的痛苦。爲此緣故,真的抗日者被埋沒,受表揚的往往是假抗日者。這些假抗日者中,在日據時期犯刑事案或涉嫌捲逃者不乏其人,老百姓遂以爲政府沒有是非,完全胡爲亂搞。再者,政府如果要表揚某人時,常以頒發獎狀了事,我稱此爲「獎狀主義」。站在官方立場,給獎狀是惠而不費的方法,但受獎者卻覺得政府太小氣,不鄭重其事。日據時期,總督府要表揚某人之貢獻時,有所謂「山林拂下」的政策,即授與某處土地給受表揚者;此外,當時來往日本神戶、基隆間的「內台連絡船」,若有皇家人士如親王等搭載的話,船長就在每天下午指定一位船上的貴賓奉陪親王。在爲時五分鐘的奉陪後,奉陪人便可得到賞賜——一匣糕餅、一枚金盃,此種金盃傳爲家寶。和日方比較起來,當時台灣人民認爲長官公署的作法是太刻薄、太小器。

    接收工作的未盡妥善,也造成民眾對長官公署觀感的改變。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曰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有親交的台籍人士,這種餽贈在下層社會和知識分子間都存在,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之人。這些獲贈房屋的本地人已認爲房子歸他們所有,但大陸人士來台後,四處張貼各機關分發的封條,將日人已私相授受的房屋先據爲已有,將來再和日產管理機構算清。前者與後者之間衝突因而就產生。另外有些台灣本地流氓自行接收,佔據房屋據爲己有,而公署對這種雙方都是違法的案件無法處理,法院亦無權威處理此種案件;因此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爲巨富。就像聖經說人有原罪一般,光復以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有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總而言之,外省人、台灣人爭奪日本人留下來的遺產,長官公署對此種非法行爲沒有妥善處理。這也是二二八事變重要原因之一。但今日談二二八的人,大多忘了提起這一段最令人噁心的醜劇。接收的觸角也伸向各地的廟宇。比較屬於下層社會信仰對象的祖師廟、保安宮等,因有拳師當靠山,大陸來的不肖分子不敢招惹。但佛寺的出家人最好欺負,所以許多著名的佛寺如台北縣五股鄉的各寺、桃園市的某廟、台北縣樹林鎮的某寺、桃園縣大溪鎮的某寺、台南縣白河鎮的某大寺等,一夜之中都被登記爲外省人所有或管理,此舉自然引起廣大信徒的不滿。閩南語有句俗諺說:「乞丐趕廟公」(喧賓奪主意),指的就是這時期的事情。長官公署無法調處這些具體的利害衝突,除暴露它的無能外,更加深了本省人士與外省人士之間的敵意,成爲後來二二八事變擴大的主要因素之一。任何非法案件都無法處理,長官公署好像根本不知「法治」爲何物。

    來台外省人士一方面以勝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態出現,視台人爲落後的戰敗地區人民,一方面因其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無知,忽略台人的心理狀態,且又縱容公務人員巧取豪奪、貪污公行,所以給百姓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在台灣民間流傳許多的政治神話。例如一個有關自來水龍頭的笑話說,有個大陸來的人看到本地人將在牆上的水龍頭開關一扭就流水出來,他不明究裏,也到五金行買個水龍頭,並在牆上打個洞將水龍頭裝上,因爲始終沒有水流出來,他就回五金行找老板理論,要老板賠他錢。這當然是惡意編造的神話,事實上絕無其事。又有一個笑話說,日文稱鐵槌爲「金槌」,外省人士來接收日人的機關時,發現接收清册上列有「金槌」一物,大鬧要找出這一高貴物品,經差人找來細瞧,居然是把普通鐵槌,還責怪本地人把金槌藏起來,拿鐵槌給他。這當然也是編造的神話,事實上並無其事。另外有個笑話和前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有關。有一天林茂生做東請客,席間他用閩南語吟唱陶淵明的「歸去來辭」。這件事讓中央社台北分社的大陸籍記者知道後,馬上當大新聞打電報回南京,說台灣人居然能背誦陶淵明的詩。這一件事,是黃得時教授告訴我的。有的笑話則反映民眾的觀感,例如接收人員穿的中山裝口袋很大,台人戲稱是要來搶人的。又如鈔票上印的是孫中山先生的照片,台人遂稱公務人員的貪污行爲叫「孫中山」。

   這些笑話固然有些是人們刻意編造的政治示申話,但有的確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歷史還有許多其他的笑話,我們講歷史不能忽視笑話,當成千上萬的人都談這個笑話時,這個笑話就有客觀的意義存在,有時會起很大的作用。

    陳儀來台沒多久以後,民眾對陳儀和長官公署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原先歡迎國軍,歡迎陳長官蒞台的熱情,也因爲內心的失望而被解釋爲是兩顆原子彈打敗日本,不是中國軍隊打敗的。當時很多人強調:本地人在日據時期過的是近代化生活,習慣近代化的行政工作效率,長官公署非但行政效率低落,並且無法有效約束公務人員的貪污凟職。因此,不滿情緒瀰漫民間,而治安亦日見惡化。日據時夜夜門不閉戶,今乃牆圍加高,牆上插入玻璃破片,日夜防盜,人心惶惶。長官公署對此毫無有效的對策。同時,隨著原有近代化行政及法治社會的崩潰,民眾的生活品質、生活水準逐漸降低,知識分子輿論譁然。沒多久的時間有這麼大的變化,人們說是「狗去豬來」。狗是指日人,豬是指大陸的人。於是人們對台灣的前途,期望破滅了。有些不爭氣的人們便開始回憶日據時期的生活,覺得日本政府比較好。


五、二二八事變前夕

    伴隨著人們對陳儀和長官公署觀感的改變,台灣的社會情況也在迅速地惡化。首先是關係人民生計的糧食問題,由「台灣省通志稿」大事記內,可以找到許多糧荒的例子,到了事態嚴重化的時候,演變爲台北、基隆等地市民遊行請願,要求政府解決糧荒。

    另一方面,社會的不安定成員也在增加當中。原先受到皇民化運動影響的年輕人只會講日語,不會講閩南語;而被日軍徵去當兵後回來的年輕人受日本之影響更深,和光復後的本地社會格格不入。陸續由廈門、福州回到台灣的所謂台灣浪人之增加,使得社會更加不安定。我以前住過福州,目睹過所謂台灣浪人的厲害。福州城的南大街是最熱鬧的一條街。假使有五個台灣浪人去街上戲院看戲,爲了點芝麻小事不高興,從樓上摔幾個茶杯下來,其餘的觀眾就紛紛走避。觀眾走了,戲演不下去,戲院就關門了。沒好久,整條南大街的店家也都關起門來,大家怕得要死,說是「台灣仔來囉!」這些台灣浪人去館子吃飯也很兇,稍微有什麼不高興,就翻桌子,鬧得虐裡沒辦法做生意。因爲這些浪人屬日本國民身分,中國警察不得抓他們,福州城的居民怕這些台灣浪人甚於怕日本人。光復後這些人都回來台灣了,使社會問題更爲複雜。這些人常對本地人說明:中國政府如何如何無能,不守信,不好共事,中國的事,最好不要管,最好是明哲保身。因此他們批評政府、打擊政府威信是有,但是因爲他們經驗豐富知道不可爲,沒有參加後來的二二八事變。這點好像要說清楚,不可誣賴。

    經濟、社會問題之外,政治上的派系鬥爭也很嚴重。陳儀本身並非中央的嫡系,他和政學系的接觸較多,因此當時在台的外省人士將他劃爲政學系。蒋委員長中正身邊的侍從室第三處,專門負責各項人事任用,主其事者爲CC派大將陳果夫,派赴各地的接收人員均須和陳果夫打個召呼,以示對其尊重。陳儀獲知派任台灣行政長官後,得意忘形,以爲和日本總督一樣,要當台灣王了。赴任之前也沒有向陳果夫報告,因此得罪陳果夫,造成在台CC派和政學系的對立。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等人便屬在台的CC派,每次在台CC派聚會,便是以暗示的口吻講陳儀的壞話,數落陳儀的不是。派系鬥爭的現象在後來事變時更爲明顯。曾今可,江西人,在軍方服務多年,當時在台灣算是名詩人之一。由於批評長官公署,立即被捕下獄。他在獄中吟詠:「當庭說我本無事,奉命相邀請勿奇,暫屈鐵窗難准保,長官怒息是歸期。」像曾今可這樣的遭遇,也是派系鬥爭的產物。

    一般人講二二八事變,都以爲同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的緝煙衝突爲導火線,其實在事變前像二十七日的事件經常發生。例如我所記得以下幾個事件可說俯拾即是,此外尚有很多,不能一一列舉。

    l.高源發布店事件:日據時期布店即有「正」字標誌的實行,印有「正」字的商品爲不二價。有某部隊的軍人前來買布,爲了不能講價的緣故,出手打這布店的小開,路上的行人見狀抱不平,而進入店內要圍打該軍人,幸好布店老伙計有經驗,制止路人出手,並告訴大家,如果修理他,等一下他帶一批人來,會把店給燒了,此事乃告平息。

    2.仙公廟(即木栅指南宮)事件:軍方某處長到仙公廟遊玩,因聽到後面有人批評他,就找人理論,並且動手打人,引起民眾的公憤,欲聯手打他,幸經年長者勸解,始化無事。

    3.台大醫院事件:某位剛從大陸回台之台籍將軍到台大醫院看病,護士小姐要他排隊,他說我是×××將軍,還要排什麼隊?並且順手打了護士小姐一耳光,醫院內的醫生、護士合力打他,旁邊的病人也要加入,幸好有人調停,事情才沒擴大。

    4.三芝鄉事件:由於市面缺米,糧食局派員到台北縣三芝鄉倉庫搬米,鄉民恐將來無米可食,乃不准糧食局人員搬,並手持棍棒圍在倉庫前,如臨大敵,加以阻撓。此種情況,各地倉庫皆然。

    像以上所述的這些軍民衝突、民眾騷動的事件,在變前可說司空見慣事件因爲偶然發生在圓環這樣的廣大空地才擴大的,如果同樣的事件發生在店鋪或寺廟等人少的地方就不致於擴大,這一點是講二二八事變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長官公署祇忙「接收」,及運米、糖到上海去,對於地方上民情騷然完全沒有注意到,也不想去了解爲何如此,所以,被評爲失政,是當之無愧。

    整個台灣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了,長官陳儀卻祇聽報喜不報憂的情報,以爲天下太平,乃向中央建議:將駐台兩個師調回大陸。

   民眾知其虛實,終於發生不幸的事變。


六、二二八事變時的見聞與經歷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七點半左右,專賣局的查緝人員在延平北路查緝私煙,因故與民眾發生衝突,造成民眾一死一傷,此即所謂「二二七事件」。

    是日晚,我正在大稻埕六館街(今南京西路),聽見圓環出事後,我便想趕回中山北路家裡。一出門,只見南京西路已經站滿人,水洩不通。我心想非回去不可,又怕人多走出去會被打,就去找一個當我父親保鑣的拳師帶路。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然拒絕,因爲他自己也要去加入群眾的行列。沒有辦法回家,我就到迪化街高源發家過夜。一夜之中,圓環打鑼的聲音此起彼落,後來聽說,連淡水河對岸的三重埔都聽得到隆隆的鑼聲,情形相當恐怖。人造的政治神話也出籠,例如群眾集會時有人站出來報告,說花蓮港發生事情,有一台籍司機開卡車載滿一車豬(指外省人士),因爲在蘇花公路上外省人士侮辱司機,司機一怒之下將卡車衝向海裡,與外省人士同歸於盡。演講者並要大家效法這位台籍無名英雄的精神,把清國奴、支那人趕走。群眾是給這一篇神話煽動起來的。

    第二天(二十八日)早上,我再找另一個拳師陪我回家。因南京西路、圓環一帶擠得水洩不通,拳師帶我繞道今塔城街經忠孝西路到北門。到了火車站,被附近的情景嚇了一跳。火車站前方有家中國旅行社,招牌上的「中國」兩個字已經被打掉,其他冠有「中國」二字的招牌,「中國」二字都被消滅了。車站鄰近重慶南路的專賣分局樓上則懸掛一塊布條,上面寫著「打倒軍事獨裁」的標語,其他大樓也有。我心想這件事不單純,此地不宜久留,趕快沿中山北路走回家,回到家後,關在家裡兩天不敢出門。

    事變發生後,廣播電台立即爲民眾所掌握,這當然是有經驗的人在後面指導。據電台廣播:民眾曾包圍長官公署(設在今行政院大廈),衛兵開槍射擊,造成民眾數人死傷。當時謝娥與陳儀之妻(曰婦)有親交,陳儀請省婦女會理事長謝娥進去廣播,藉以安撫人心。乃廣播說:士兵沒有開槍,謠言與事實不符。這樣一來,引起民眾的憤怒,遂搗毀她在延平北路的家,燒毀家具,並且警告她不得回家,否則要侮辱她。謝娥心裡害怕不敢回家,到第二年就移民美國去,擺脫了如上的是非。

    三月一日、二日,街上比較平靜,我也到民眾所控制的中山堂去看看。堂內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正在開會,這會是長官公署核准,由很多民意代表構成的。一看,就知道這些人已經開始彼此攻訐,展開強烈的派系鬥爭。爲使鬥爭有利,他們各自動員年輕朋友來組織武裝力量,藉以增加他們的實力。

    曾在日本軍隊服役的退伍軍人也紛紛組織起來,隊名繁多,最著者如小櫻隊。這些退伍軍人隊的編制一如日本軍隊,帶隊者自封爲隊長、副隊長,攜帶日本軍刀,搶奪公家槍枝武裝自己。此時在台北各地可以聽到唱日本軍歌,好像曰據時期日本軍隊復活,一切又復辟了。

    其他地方的亂事並不比台北小。在台中一地,肇事者鼓動學生打黨部、團部人員,民眾並聲稱要殺台中縣長劉存忠,要削他的鼻子。串虧本省人士子以掩護,劉存忠始逃過一劫。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正好到台中,變黨欲加害於他,他遂開車到霧峰林獻堂家避難。林氏以其威望,斥退民眾。嚴家淦爲報答林氏救命之恩,後來不但邀請林家父子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甚至於連林家姑爺羅萬俥、羅光華父子也讓他們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報人恩德可謂厚矣。台中的鬧事者曾進入埔里,揚言以人止關爲據點,與政府軍隊對抗,但實際上是逃往香港,後來進入大陸。

    三月二日,台北組成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我已經說過了。那時長官公署派五個官方代表參加,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包括在內。後來委員人數一直增加,爭權奪利,造成不同派別;而民眾所提的政治改革要求也愈來愈多,「四十二條」幾乎等於要求台灣獨立。

    三月初某日,我去我們家族公司看看情形。下午四點左右,陳朝乾帶著幾個壯漢來,說台北市鬧米荒,處理委員會希望商家捐米,藉以穩定人心,並說我們林家比較有錢,多少總該捐一點。我說沒有米可以捐。陳朝乾說,米以後再說,先填個數目沒關係。我被迫在捐米簿上面寫二萬斤後,他們才離開。

    九日,政府援軍第二十一師在基隆登陸,由於他們聽到基隆到台北的路旁處處有武裝青年阻撓,所以沿路開槍進入深夜的台北。因他們認爲這時是交戰狀態,所以軍隊不沿路開槍就不敢前進。當天晚上,我在家裏看到天空有亮光,並聽到砰砰的槍聲,就熄掉燈光。隔天早上,看到賣豆腐、油條的人走過,才放心地開門買些油條吃,並向賣油條的人探聽消息,他說外面很多人被士兵殺了,還不能隨便行走。

    幾天後,某君來找我,告訴我說,他們的機關已掌握台北市捐米者名單,裡面有我的名字;還說我填二萬斤太多了。他又說他要幫助我,是爲我好,不會害我,要我放心。最後,他要我考慮考慮,說他還會來看我。某君留下他的住址後就離開了。

    當天我立刻到省黨部找主任委員李翼中,他不在,去找宣傳處處長林紫貴。林紫貴曾在陳果夫擔任江蘇省主席時當過科長。我向林紫貴表白,我一向是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疏通政府和民間,如果連我都有問題,那全台灣的人都有問題。他說不只我,連他林紫貴自己都快不保了。他又提到老蘇(省黨部調查處處長蘇泰稭)也被抓進去了(不久後才被釋放),他和徐白光都自危,叫我先避風頭再說。林紫貴還透露這是陳儀藉機叫情治機關打擊CC派。

    回家以後,某君又來找我,說他家很安全,要我去他家暫避。我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心裡很懷疑他的動機,害怕萬一被他出賣,躊躇不決。我只好告訴他,我再考慮幾天,先把他打發走。某君走後,我想去大稻埕找我的妹夫顏春和律師。走到南京西路鐵路平交道旁,碰到林益謙。林益謙曾在台灣總督府內擔任金融課課長,戰時日人派他出任爪哇的巴達維亞市長,是位名人。當時下雨,他身穿雨衣,用帽子遮住眼睛,只露出個大鼻子和大嘴巴,我一看就認出是他。看他的樣子知道他要逃難,我問他:「益謙兄你要去那裏? 」他靜靜地沒有答話,我接著說:「我要走路(逃亡),你是不是一樣? 」他點點頭,我說:「那大家交換屋子住就好了,何必還要逃命呢? 」我再問他去群裏? 他說要去「□人」(閩南語)【析世鑒:□字,左爲“台”字,右爲“刂”部;下同。】,我聽了嚇一跳,後來才會意他是要去台南,因爲林益謙小時候住在日本,不太會講閩南語,所以把閩南語的「□人」和「台南」混淆在一起。和他分手後,我轉到家裡所開辦的事務所交代事情,然後就回家。

    第二天,某君來接我出門。出門後看到大正街(今長安東路)那邊有很多士兵,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心裡有點擔心。這時正下著雨,某君就招了一輛手車(人力車),車上的布簾正好可以把我遮蔽起來。某君的手臂上帶著「行動隊」的臂章,他人跟在手車後面,好似押著一個人犯。沿路無事,順利抵達農安街某君家。某君的父親是個心地很好的老先生,服務週到,照顧我無微不至,我到現在還很感謝、很懷念他。我在稍後幾天,曾跑回家,看看家裡,看看女兒。老先生要我全家搬去他家,好使我安心。我說家裡不能空著,婉謝了他的好意。

    我在某君家前後住了好幾十天。等到外頭比較平靜以後,我又去一趙省黨部,見到林紫貴和徐白光兩人。我問說我現在回家要不要緊?他們說既然避了這麼久,索性等新任省主席魏道明來了以後再回家吧!並且說,到了那時候也要叫蔣渭川回來。原來當時官方要抓蔣渭川,省黨部掩護他,叫他化裝成農民,住在天母,幫人割稻。並由台北市黨部書記楊鑫茲爲連絡人,兩天就去和蔣渭川連絡一次,以便讓他安心。由蔣渭川的例子,可知派系鬥爭之介入二二八事變,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

    有一天我因爲住某君家覺得無聊,想去北投洗個澡。我由圓山火車站坐淡水線火車去北投。火車一開動,發現對面座位有位先生用手向我示意打招呼。這位先生身材不高,頭戴斗笠,用帽沿遮住眼睛,經仔細一看,原來是台陽礦業公司的顏欽賢董事長。他的姐夫周碧坐在他後面,周碧曾當過北投鎮長。我問顏董事長要去那裏?他說他每天換地方住,今天要住周碧家。顏欽賢原爲國民黨員,周碧爲民社黨員。後來因爲民社黨的謝漢儒帶顏去自新,免掉罪嫌,顏遂改加入民社黨。謝漢儒原爲憲兵隊線民,曾任省參議會議員。以後顏欽賢想再加入國民黨,有人加以反對。李翼中主委支持他,幫他說話,說他所以加入民社黨,就像關羽身在曹營,心懷漢室。顏欽賢終於又回到國民黨這邊。顏老經過事變時的出生入死,變得很有膽識。有一次,一位冒牌憲兵向他勒索,被他識破之後,嚇得跪地求情。

    民報主筆陳旺成也有一段亡命的故事。陳旺成是台灣民眾黨元老,役來改名黃旺成,是個民族主義者。事變發生後,他被指爲暴徒,官方欲加以逮捕。陳旺成去找台北市長游彌堅幫忙,游市長安排他在市府當工友,在市府騰一間房間晚上給他住,並改名爲陳菊仙。等到魏道明主席來台後,游才帶他去自新除罪。

    有些人則跑到歌仔戲班避難,這些人大抵是能吃苦耐勞的人,他們在戲班內幫忙抬東西、燒飯,隨戲班流動,混一口飯吃。戲班內的人很講義氣,遇有事情替這些人掩護,如此才渡過這段時間。

    直到新任省府主席魏道明來台,我才回家。

    我原先兼課的延平學院也在事變後被查封。延平學院是光復劉劉明和朱昭陽兩人找林獻堂幫忙開辦的,本來要辦個大學,因開辦大學不容易獲得官方許可,才先辦學院。學院的校舍是借開南工商的夜間部,分文、法、經、商四科。由於光復後失學、失業的人很多,招到許多學生。師資來源主要是留學日本帝大,戰後回台的人,這些人大部分是失業在家,悶悶不樂,政治色彩濃厚的知識分子。邱永漢當時也是學院的教授,他採用奧地利馬克斯主義者費爾法丁所寫的「財政資本論」一書爲教材,講授金融、財政。人家找我去上課,我擔心會出事,答應只教三民主義。上課時我下用別人的書當教材,完全依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原本。學院成立半年多以後,二二八事變發生,有一兩位教書的先生率領學生去參加外面的活動。支援的軍隊進入台北後,清查學校,發現校內存有許多L興華共和國7的旗幟,學校馬上被查封。根據當時人的說法,這些旗子是故意栽贓的,不知道真假如何?學校被查封後,林獻堂、游彌堅幫朱昭陽說情。因延平學院已被封,官方乃准其另辦延平中學。延平學院因爲政治色彩太濃,在當時的環境下,如果沒有二二八事變,恐怕也一樣會發生問題。

    以前中共有關二二八事變的文獻說,二二八事變是在「英明的毛主席」領導下,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又說二二八事變是台灣地方資本和中央資本的衝突。這都是信口開河,隨便講的話。然而當時本地的地主、資本家,固然沒有支持反抗行動,但也沒有站在政府的立場。像林獻堂保護嚴家淦處長,僅是個人道義情感上的事,並非說明他是完全支持官方的。

    二二八事變還有許多不爲常人所知的祕密,如攻打軍事機關等事,據事後了解是政府所派臥底人員煽動青年武裝,才發生的。但大家到現在還不敢說其真象,此事可能石沉海底。

    我曾約略地歸納東方國家騷動領導人的性格有三個特點,一是在天下沒有得到之前,先進行派系人鬥爭;二是天下得到後先派人到各地搶美女爲宮女:三是事敗後犧牲者爲無辜的百姓,真正動手的人沒有幾個人犧牲。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除了沒有搶奪宮女,其餘二特點都有具備。回顧二二八事變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真正帶頭鬧事的人、真正的肇事者被捕殺的不多,遇害的大都是無辜民眾、邊緣人物。二二八事變與歐洲的法蘭西革命、俄羅斯二月革命等等之騷動比較,其模式有一點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由政府臥底人員掌握、驅使武裝青年這一層事。這樣的模式未知可否命名爲東方的騷動模式。二二八事變無辜犧牲者裡面,有許多人因爲私仇公報和爭奪權位而被人密告陷害的。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內的許多紳商名流後來也有多人失蹤,如林茂生、陳炘等人。林茂生因爲他很有名望,就糊里糊塗地被聘爲處理委員。林茂王父子都是我很尊敬的人。陳炘是個老實人,是工商界的代表,和公署很合作。事發後某日,他去公署見陳儀,陳儀請他抽煙,並且幫他點煙。出來以後,陳炘告訴別人說,不要緊,沒有事,長官人很好,還幫我點煙。光復之初,陳炘要成立大公企業公司時,曾找我們林本源家投資,還要我做總經理,使我受寵若驚,我以自己非商場的材料,加以婉辭,但他的美意畢生難忘。

    關於二二八事變時的死傷人數,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單以北部地區來看,死傷人數在數千人之譜,其中被打死的外省人並不多,大多數是被打傷的,另有少數年輕的外省女教員遭強暴,但受害人不願說出。死亡人數以埋伏基隆、台北沿途,阻撓國軍進入台北市區的武裝青年最爲慘重,至少總有幾百人吧!這些青年所持的日人遺留槍枝,大部分是供學校軍事教學使用,不能射擊。此外,在事變後曾逮捕幾百人,內有部分人士失蹤或遇害。當時全島的死亡人數至少總有幾千人。若使估計多些,或可到達幾萬人之譜。


七、結語

    謝雪紅等人爲強調彼等在台中三月二日亂事中的主導地位,乃以「三二事變」取代「二二八事變」一詞。一般研究二二八事變的人,不是將事變的責任推給中共,便是推給陳儀。其實共產黨是事變發生以後才插手進來的;而事變的基本原因雖是長官公署的行政措施失當,卻也牽涉到中國政治、社會的體質等複雜因素,不應由陳儀一人挑起事變的責任。當前流行撇開具體的利害衝突不談,強調事變的原因是文化衝突。這個說法比較客氣,並且也能滿足目前朝野兩黨的心理狀態。執政黨的人肯定這一見解,認爲有人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不懂中國傳統文化。反對黨的人認爲文化衝突說很對。二二八是「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這樣一來「文化衝突說」就成爲左右逢源的說法,未必能涉到事變的真象。此說不可取,應多注意具體的政治,經濟問題,就是利害之衝突。

    二二八事變可以說是「台灣問題」的集中表現。二二八事變所提出的台灣很多問題,除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工業化進行使失業問題解決了以外,其餘的問題,如行政效率偏低問題、公務員風氣問題、公營事業開放爲民營之問題,省界觀念問題等等,到現在仍是完全沒有解決。因此,光是立碑紀念二二八事變是無濟於事,朝野必須進一步去解決如上的很多政治、經濟的問題。爲了解決如上很多問題,大家必須和諧團結,以民主、統一爲目標,爲國家、民族的前途而奮鬥。我們希望不再發生這樣不幸的事件。這就是口述這篇回憶錄的最終目的。

以上《二二八事變的回憶—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是以《口述历史》第2集(台北: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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